杨红梅[1]
2003年发表于《博物馆学论丛》
藏品是博物馆存在的物质基础，藏品研究是博物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普及程度，在博物馆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过程中，起着弥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就藏品研究的内容、藏品研究所需的知识基础、藏品研究成果的社会化程度及其作用，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 藏品研究的内容
苏东海先生在《博物馆科学研究工作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本身存在着类别和层次的区分。同样，藏品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内容，具体到博物馆实际来说，笔者认为，对藏品的研究首先是对藏品的鉴赏。鉴赏即鉴定和欣赏，就是揭示藏品内涵，作出正确的论断并对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认定的一种科学研究行为，是藏品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主要包括辨明真伪、确定年代、评定价值、划分等级并提供鉴定成果。此外，藏品研究人员还要以此为基础写出高水平的鉴赏文章，这种鉴赏文章不应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简单介绍和说教，而应该具备一种感性意义上的神采飞扬，从而将文物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以期不断提高人们对文物的认识水平。
另外，对藏品的研究还必须注意以文物为切入点的深入研究。这项研究包括：对文物内涵、用途、地位、作用的研究；对与文物相关的事件、人物、组织、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的研究；对文物上所有铭记题跋、图文印章、圈点批注以及装祯方式的研究；对“大文物”或者说“文物群”的综合研究。对历史文物的深入研究是我们进一步认识文物内涵，确定文物精品的重要依据，是体现文物真正价值的重要步骤。
当然，对藏品的研究还包括对藏品的制作工艺，保护技术等的研究。总之，藏品研究涉及藏品的方方面面，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在于我们的不断发现与钻研。
二 藏品研究所需的知识结构。
作为博物馆的收藏品，涉及知识领域的广博性是其重要特征。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从自然到社会，从宏观到微观，各种实物例证和资料都是博物馆的收藏对象，这就要求藏品研究人员具备与其相适应的广博知识。而且，文物本身所蕴涵的当时社会的综合信息，又必然要求研究人员对各种知识的驾驭能力。再次，在当前的社会中，新知识，新观念的涌现，必定会把固守传统的人远远抛下。综合说来，以历史、文物和考古学知识为基础，以科学的工作技能为手段，不断吸取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就是藏品研究对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重要要求。
1.历史、文物、考古学知识。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部分博物馆来说，缺乏相应的历史文物和考古学知识，就谈不上对藏品的科学研究，从而使藏品研究工作成为毫无根底的空中楼阁。例如，不了解汉代历史，就难以理解充斥于汉代的玉器、铜镜、漆器、壁画等几乎一切文物中的那种神秘莫测的黄老思想，那种羽化登天的飞人形象；不了解乌台诗案，就难以理解苏东坡在《黄州寒食帖》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落反侧，跌宕起伏的艺术风格；不了解文物的时代特征、演变流程、制作工艺、图案纹饰、体态造型等文物学知识，就无法真正认识、分析一件件、一群群文物所辉映着的道道夺目的光彩；另外，由于相当一部分文物为出土物，因而藏品研究人员在学习文物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考古学知识，才能有助于自身工作的全面开展。
2、科学的工作技能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使相互间的交流日益简单和便捷，在某种意义上，对信息的拒绝就是一种对知识的拒绝。今天，由于越来越多的部门、单位、研究机构和大学把他们计算机化的数据放到互联网上，从而使因特网成为目前获取信息的最为便捷的方式。在我国，河南博物院在建设之初即把互联网的应用提上日程，各大博物馆和一些专业性博物馆亦纷至沓来，致使博物馆网络风起云涌，这与其说是一种潮流，不如说是一种方向，是一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因而，有效利用电脑和网络，就成为研究人员的一项应备技能。
其次，众所周知，鉴定是藏品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由于赝品可以给造假者和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致使文物造假之风愈演愈烈，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传统的鉴定方法已不再是辨别高仿品唯一的火眼金睛。因而，藏品研究工作在不断完善，提高传统鉴定方法的同时，急需引进现代科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在陶瓷鉴定方面，现在所使用的科学实验鉴定方法主要有热释光测年法、元素鉴定法以及釉质老化鉴定法等。采用这些科学技术与传统鉴定方法相结合，使传统经验鉴定与现代科技成果相互参证，以得出更为科学的鉴定结论。因而，我们的藏品研究人员，只有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了解新技术，对积累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审视，才是当前藏品鉴定工作的唯一出路。正如陶瓷鉴定大家张浦生先生在回答《中国文物报》记者提问时所说：目鉴和科学仪器测定都有不足之处，两者结合就能更加完美，要尽量利用现代可以手段，建立更完善的数据库，找出规律和确立标准，才能为鉴定结果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再次，外语亦应是藏品研究人员所应具备的一项重要才能。当高速发展的交通、通信手段把世界变为地球村时，国际交往、信息交流日趋频繁，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给这种“文化外交”带来很大不便。也把我们的求知、学习目光，限制到了狭小的语种圈内。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研究人员掌握外语，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博物馆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3、不断吸取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注重知识更新。当前，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传统固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笔宝贵财富，然而，只有不断地充实自我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文物的概念已有了很大转变，开始由传统的占有三维空间的物向占有二维空间的物突破，由有形文物向无形文物突破。另外，在文物征集方面，“为末来而征集”的观念已经提上日程；在文物利用方面，“开放的文物库房”已经显露端倪，不断的考古发现，又不断昭示着新的变化和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促进自身工作的全面进行。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要适当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学习社会科学的人了解自然科学，不仅有利于自身工作的开展（如对公道杯的原理认识，需要物理学知识；对铜器、铜镜合金成份的认识，需要化学知识；对浑天仪的认识，必然需要天文学知识等），而且有助于训练自己的科学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
三 藏品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及其作用
藏品研究的成果如果囿于研究人员的个人之手，或仅仅作为内部资料进行有限传阅，是远远不够的，其研究成果必须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如报刊杂志，电台电视或因特网等大众传媒进行广泛传播，才能起到藏品应有的社会作用。目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使文物的收藏成为热点，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将目标转向这一古老而崭新的领域，如中央电视台创办了“艺术品投资”栏目，各地方台亦不断涉足这一行业。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节目上侃侃而谈的往往是私人收藏家，频频亮相的“国宝”，也往往是个人收藏物，其真实性与实际价值，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偶一的失误，就会对观众形成误导。更重要的是，文物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展现的是中华文明千万年连绵不绝的绚丽景观，担负的是宏扬传统文化的历史重担，这就需要博物馆藏品研究成果的介入。因而，我们的藏品研究成果，应通过报刊的介绍，广电的传播以及因特网的运用来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
在这一方面，国家文物局，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国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而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观后说：我们固守着人类历史上仅存的灿烂文明，但我们对于它实在是过于轻率，只要在我们这一代的有生之年，努力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中华文明的魅力用一种非常有魅力的方式平静地传递出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我们亦应看到藏品研究成果社会化的重大作用。首先，藏品研究社会化会推进社会对文物的认识，这是与当前“盛世兴收藏”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是这种社会状况对博物馆研究工作的主要要求。其次，藏品研究成果社会化是拓宽藏品开发程度的重要方法。目前我国大部分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文物不超过馆藏文物的十分之一，故宫博物院在一百分之一。这就难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藏品研究成果社会化之后，将把观众从陈列展览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接触到另外一种丰富的知识源泉。第三，藏品研究社会化会充分实现藏品的社会价值。博物馆藏品是社会的公共财富，资源共享是人类对博物馆物质资源利用的一个美好理想。然而，限于文物资源的唯一性等特殊因素，博物馆的物质资源在目前还不可能象图书馆一样做到社会共享。因而，在资源本身社会化具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则会成为这一缺陷的有效补充。尤其在我国文物匮乏的现状下，通过藏品研究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是实现藏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文物的的消失是永恒的，它是一种自然发展规律，任何人为的因素只能延缓它的衰老，而不能阻止它的消亡，故而我们只要最大限度地研究文物利用文物，才能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并为消失后文物提供多方面的资料。
今天，我们已经走进了新世纪的的门槛，越来越多的民族的、传统的、悠久的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日益萎缩、消沉，以至消失。如何保护和发展各个国家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文物工作者只有深入挖掘文物和藏品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在技术层面、艺术层面和学术层面进行集中、凝聚和开创，在社会范围内对之进行广泛宣传，才能把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沉淀发扬广大，并在新的世纪寻找到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