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凤[1]
2005年10月发表于《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
宋孝宗赵炅一一六四年即位后，面临着由于长年战乱所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和混乱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在经济流通领域中，钱荒问题日趋严重，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需要和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南宋政府政局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为此，宋孝宗在总结前代货币制度的基础上，大胆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开源节流，在南宋统治区内实行多种货币体制共存，划界流通，并将官吏的奖罚升降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确保了各项货币政策的实施，逐渐使南宋经济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一
宋孝宗统治初期，铜钱流通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孝宗采取了以下措施：
㈠、发展生产，努力增加铜钱产量
宋室南渡后，由于战乱和管理不善，采矿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采冶人员锐减，“坑冶尽废”，著名的岑水场北宋时七八千家冶户，到南宋时“不能满百”。铜、锡、铅等原材料产量大为下降。宋代主要的铜矿产地信州铅山，在南宋初年遭到严重破坏，绍兴十二年炼铜只有八、九万斤，开采量较之北宋“十无一二”（1）。由于“铜料不继，鼓铸日稀”（2），铜钱产量锐减。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后虽有增加，铸钱量仍远远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而铸钱成本又大大提高，铸钱一贯要用二贯多的代价，许多钱监入不敷出，以致“转运司和提点铸钱宁愿抱认二十八万多的年额，也不愿折本鼓铸新钱”（3）。在此情况下孝宗首先从开采矿山冶炼入手，努力提高矿冶生产者的积极性，要求坑户开矿复铸，鼓励坑户多多卖铜给国家。乾道年间规定，坑户“一年内中卖到铜五千斤，免差役一次，一万五千斤，免差役二次，卖及三万斤以上，免差役三次”（4）。另一方面，鼓励坑冶监官等主管矿冶生产的官吏尽可能多地为国收铜、锡、铅等铸钱原料，将其所收矿产量的多寡与其升降相联系。“隆兴二年，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转一官；守卒部内岁比祖额增金一万两，银十万两，铜一百万斤，亦转一官；令丞岁收买及监官格内之数，减半推赏”（5）。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乾道二年，“铜岁收入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铅岁入一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锡岁入二万四百五十斤有奇”（6），铸钱原材料产量较前有所增加。孝宗在位，历时二十七年，所铸铜钱较多。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乾道、淳熙……皆如之”（7）。乾道九年春天，“以楫、李大正并为提点坑冶铸钱，于饶、赣州置司，江东、淮南、两浙、潼川、利州路分隶饶州司，江西、湖广、福建分隶赣州司。除潼川府隶路坑冶铜宝系逐路转运司拘催发纳铸钱司外，依旧以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司为名。两司行移，连衔按察”（8）。淳熙二
年，“以王楫为都大提点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辟。寻移司饶州，岁铸以十五万缗为额”（9）。现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孝宗时期铜铸币有“隆兴元宝”、“乾道元宝”、“乾道通宝”、“淳熙元宝”、“淳熙通宝”等数种，面值除史书所载小平、当二两种外，还发现有“乾道通宝”大铜钱、“淳熙元宝”折三钱两种，当可补史之遗。对铜钱的铸造质量，孝宗也相当重视，乾道八年，“以新铸钱淆杂，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部工部长贰官责降有差”（10），以保证铸钱质量。
㈡、严禁铜币外流
铜钱外流，北宋熙宁时期即已存在。到南宋，情况更甚。铜钱主要流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南诸国，“宋金绍兴和议”以后，在沿淮河边界两岸开设榷场，双方互易。除官方贸易外，走私贸易也很盛行。虽然政府有“罪赏严重”的禁贩条例，而私易者“殊不畏死”（11）。开榷场，“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12）。当时金国铜钱少，“南方商人以一缗过境，即可作数缗之用”（13）。利之所在，人之所趋，致使商人们不顾一切，利用榷场和走私贩运大量铜币，每天以铜钱过淮的就有数十人之多。而官员、军校也趋之若鹜，“私传钱宝出界”、“不容搜检”（14），铜钱北流相当严重。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孝宗一方面下诏严禁外流，“沿江私渡及边径路严禁透漏”（15），乾道六年十一月，“又诏淮南转运司严使人往来载钱过界之禁”（16），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将川陕所用铁钱和会子机制引入两淮和沿边地带，将铜钱由该地撤离。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17）。乾道五年十二月，“降会子二十万贯付两淮漕司收换铜钱，两淮州郡并以铁钱及会子行使”（18）。淳熙七年正月，又诏“京西州郡并用铁钱及会子，民户铜钱，以铁钱或会子償之；二月不输官，许告赏”（19）。当时凡在江北流通的铜钱，自乾道以来，全部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其铜钱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这样在南宋北部形成了一个广阔的铜钱隔离带，流通铁钱和会子，有效阻止了铜钱的北流。
针对铜钱外流海外的情况，孝宗乾道七年三月，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舰法。淳熙元年又曾诏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副使所带的现钱依市价用白银或绢帛折支（20）。淳熙五年五月，“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21）。对海口流散铜钱严重的情况，孝宗也十分重视，下诏严禁外流，如果铜钱漏泄，追究守官责任。“又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淳熙九年，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船者有罚”(22)。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23）。孝宗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铜钱外流的局面，对南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㈢、严禁盗铸私钱
盗铸私钱，历代有之。就宋代来说，自蔡京集团用减少含铜量的办法铸造当十钱，更引起严重的私铸。绍兴年间“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得钱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24），出现了所谓的“沙毛钱”，影响极为恶劣。因为盗铸私钱一方面销熔了国家法钱，使法钱数量大减，另一方面私铸的劣币一旦投入市场，又将造成良币被驱逐的严重后果。因此，乾道九年，孝宗“诏严禁之”（25），以确保流通中所用铜钱的数量和质量，稳定金融市场。
另外，南宋由于铸币减少，铜钱多为私家藏匿，不在市场上公开流通。为鼓励铜钱的流通，加快铜钱的流转速度，孝宗乾道年间曾下诏。“沿江诸、郡税场，今后商贾所载物货，如系茶盐米面铜钱，敢有违犯收税者，许商贾越诉，监司按劾以闻”（26）。严禁对铜钱征税，以鼓励铜币投入市场。
㈣、增加铁钱产量
孝宗时期解决货币危机的另一主要措施即是将铁钱机制引入内地，就地设监铸造，增加铁钱的产量，以弥补铜钱的严重不足。
乾道二年，孝宗下诏让两淮京西全部用铁钱，荆门隶湖北，因其地接襄、岘，亦用铁钱。并在两淮、安徽、湖北等地设置铁钱监，置炉铸钱。乾道四年二月，“置和州铸钱监”（27）。乾道六年，“先是，以和州旧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亦有古监,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且铸折二线，以发运司统领四监”（28）。乾道六年五月，“置舒州铁钱监……，每岁以五十万贯为额”（29）。乾道六年六月，“置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铸铁钱”（30）。乾道六年十二月，“置江州广宁监、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铸铁钱”（31）。各监所产铁钱，多寡不一，均流通于两淮地区。“子中所领三监（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岁各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32）。乾道八年九月，“定江西四监铁钱额，每岁共铸三十万贯，江州广宁监、兴国军富民监各十万贯，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各五万贯”（33）。所铸铁钱，背多记州名和监名，情况如下：“乾道元宝”背文“同”（舒州同安监）、“松”（舒州宿松监）、“春”（蕲州蕲春监）、“冶”（兴国军大冶监）、“裕”（抚州裕国监）、“广”（江州广宁监）。“乾道通宝”背文“安”（黄州齐安监）。这些同乾道六年所置各监情况基本吻合。到宋孝宗淳熙年间，背文除在乾道时所见的“同”、“松”、“春”、“冶”、“裕”以外，在“纯熙通宝”（淳熙年间拟用年号钱）背上发现有“光”、“定”（光州定城监），“淳熙元宝”背发现有“丰”（丰余监）。淳熙二年正月，“废同安、蕲春监”（34）。淳熙七年“废舒州宿松监”，“诏舒州、蕲州铸铁钱并以十五万贯为额”（35）。这说明淳熙年间，铁钱的铸造情况同乾道年间基本相同，略有增减。另外，从铸造情况来看，乾道铁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到淳熙时除小平、折二钱外，还发行折三钱。在南方两淮地区，铁钱大量发现足以见得其当时铸造异常兴盛。如1984年江苏高邮出土的南宋两淮铁钱，品种之多，成套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宋孝宗在抓好铁钱铸造的同时，多次下诏将两淮旧有流通的铜钱收缴官府，换以铁钱，在江北形成铁钱和会子组成的无铜区，以确保铁钱的流通，同时也有效阻止了铜钱的北流（详见上）。南宋时，虽已半壁河山，但用钱不溃，虽无北定中原之力，而偏安之局尚可维持，这当然不全归于铸行铁钱一端，但实为有力的支柱。
二
孝宗时期，在推行楮币制度方面有较大发展，理论上也有长足的进步。对楮币的发行，孝宗一方面实行多种本位制，国家会子以金银为本位，江淮以铁钱为本位等；另一方面，特许民间以会子作现钱输官，以确保会子的畅行和价值。在发行数量上也实行严格限制，以防止会子贬值和通货膨胀发生，使得会子在孝宗时期得以纸币身份出现，由国家强制发行并推广流通，收到良好的效果，现分述如下：
㈠、推行地区性纸币政策
孝宗时为适应驻军需要，在蜀川地区继续推行钱引，即川引。川引自张浚帅蜀、赵开主持蜀川财政，即“以供籴本，以供军需”，印数与日俱增，莫能禁止。至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只得“以盐酒等阴为称提”。至孝宋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令再增”（36）。在蜀川推行钱引的同时，继行关外银会子，以银为本位，仅在军中行使，自绍兴年间印行至乾道四年共印六十一万余纸，折川银钱十五万缗。其数量虽少，行使地区也只限于关外一隅，但它在货币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为适应社会上商品交换和流通的需要，孝宗隆兴元年又创始了铁钱会子，行于兴元府、金、洋等州，币值为一百、二百、三百三种（37），作为对川引的补充。
东南会子始行于绍兴末，孝宗时期又加以调整，先后又在各地发行了地区性的会子，如淮交、湖会等，供当地流通。“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因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人们对会子的信用降低。乾道二年，孝宗为消除会子本钱不足造成的弊端，乃“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行用于两淮”，谓之淮交。以前行使的旧会子可以兑换，凡入输买卖，一律以交子和见钱各半。为往来方便，又“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易循环以用”。因自绍兴末年宋政府为防铜钱北流，在两淮先改用铁钱和会子，既又改会子为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孝宗乃听从两淮郡守和漕臣的建议，“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使用，民间交子许作见钱输官”（38）。这样确保了淮交的流通。
隆兴元年，孝宗从湖广饷臣之清，开始安排于大军库储贮见钱，印造五百和一贯两种币值的会子，谓“直便会子”，以支付襄阳、郢、复等地大军的军饷，并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由于湖会只能在本路行使，而江陵、鄂州乃“荆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孝宗“收其会子印板”。淳熙七年，“诏会子库先造会子一百万，降付湖广总所收换破会”。淳熙十一年，孝宗又从湖广帅、漕、总领之请，增印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取信于民，促进湖会的流转。淳熙十三年，孝宗“诏湖广会子仍以三年为界”（39）。
客观地讲，纸币政策的推行，有其适应商品贸易和交换客观要求，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淳熙二年四月，两淮总领曾各乞以金银兑换会子支遣，孝宗让他们谈会子缺少的原因，垄茂良曾说及“商旅往来贸易，仅用会子”，因为使用会子有三大好处：一可“免商税”；二可“省脚乘”；三可“免折阅”（40）。这充分说明会子的使用有利于流通。但是孝宗为防铜钱北流，采用地区性纸币政策，又有阻碍商品交易的一面。“赀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二者，是使商旅不便，嗟怨相闻”（41）。马端临对南宋地区性纸币的评论尤为中肯，他说：“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42）商品贸易交换中遇到的重要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地区性纸币造成的。
㈡、主张对会子的发行要有一定的限制和节度，反对盲目发行
孝宗虽然采取了纸币政策，但他对纸币的印行却是十分慎重的。他曾向臣僚们表示：“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43）认为“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民间甚贵重楮，不可使散出过多”；“恐二三年后壅并，必不通快！”（44）“朕若不爱惜会子，使散出过多，岂能如今日之重耶！”（45）反对没有准备金或准备金不足而盲目发行。纵观孝宗时期川引、东南会子及淮交、湖会的发行，都贯穿了这一基本思想。乾道二年，孝宗“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46）。会子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余万道，而在乾道二年十一月十日前，共支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府中循环流通者外，流入社会上的会子只有八十万道（47）。这个数量并不算大，乾道三年，孝宗又“念其弗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焚弃之”（48）。“襄时会子轻矣。圣（孝宗）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之，自然贵重。又缘金银有税钱，费携带，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49）。淳熙十三年七月，孝宗言：“闻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朕闻之甚喜，但会子不可更增见在之数”（50）。“淳熙年间，纸币发行的币值共为二千四百万贯，孝宗又令宰相叶衡用钱兑换，经见钱兑换纸币在淳熙年间一贯仍可兑换七百五十文”（51），大体上还是稳定的。
㈢、注重解决纸币在流通中的损耗问题
孝宗时期，对纸币在流通中的损耗问题也十分重视。乾道三年“以民间会子破损，别造五百万换给”。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验者，并作上供钱入输”。严禁富商大姓以低价收买，“巨室以低价收者坐之”。乾道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凡旧会破损，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52）。这样就使会子的持有者免受因会子破损带来的损失，提高了朝廷的信誉，有助于会子的流通。
另外，为禁止民间私造官会，牟取暴利，乾道九年，孝宗又“定捕造伪会之赏”（53），以确保官会的正常流通和社会经济的稳定。
综上所述，孝宗时期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多种渠道增加铜钱的产量，开源节流，推广铁钱和会子，既缓和了流通中铜钱严重不足的矛盾，又阻止了铜钱的北流，为南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政局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孝宗在会子推广过程中，独特以金银、铁钱等为本位，限量发行的政策，以及广开会子流通渠道等措施，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为以后历代推行纸币政策提供了借鉴。
注释：
（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绍兴七年五月癸酉记事。
（3）《两朝圣政》卷一七。
（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七至一五九。
（5）（6）《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坑冶 》。
（7）（10）（12）（17）（23）（25）（28）（32）《宋史》卷一八〇，《食货下二•••••钱币》。
（8）（33）《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三。
（9）（34）（40）《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
（11）《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五。
（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八，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
（14）《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四。
（15）（21）（22）（42）（47）《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16）（31）《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二。
（18）（29）（30）《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一。
（19）（45）（49）《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七。
（20）《宋会要辑稿•番史•安南》四之四九。
（2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戊寅记事。
（26）《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四。
（27）《续资治通鉴》卷一四〇。
（35）《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36）（38）（39）（46）（52）（53）《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会子》。
（37）漆侠：《宋代经济史》（下）第1079页。
（41）楼钥：《玫瑰集》卷九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
（43）（48）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
（44）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
（50）《续资治通鉴》卷一五〇。
（51）漆侠：《宋代经济史》（下）第10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