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清 王一燊[1]
2008年12月《安阳甲骨学会文集》
图腾崇拜是原始氏族部落时代的产物，从社会分层及其阶级分化之后的酋邦国家社会时代，图腾崇拜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历史传说及习俗文化中仍有相当程度的保留（1）。商族从上古的 “玄鸟生商”的鸟崇拜，发展到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鸟图腾文化似乎已经难觅踪迹，但是由于文化的发展具有其传承性，商族先民的鸟图腾文化在殷商时期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遗留。本文意从妇好偶方彝这一个案中，解读出商族从兴起至鼎盛再至衰败的历史发现过程鸟图腾文化的传承。
殷墟妇好墓是自殷墟发掘以来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青铜器当中礼器210件，是最能反映殷商时期王室贵族社会生活的一座墓葬。本文所解读的就是这些青铜器当中的一件瑰宝——妇好偶方彝。
方彝是商代晚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青铜礼器，殷墟共出土方彝12件，妇好墓出土5件。妇好偶方彝形状似两个方彝联成一体（体积也是其它方彝的两倍多），又器底内中部有铭文“妇好”两字，故而得名。妇好偶方彝（以下称“偶方彝”）通高60厘米，通长88.2厘米，宽17.5厘米，重71公斤，装饰豪华大方，形态气势磅礴，威武雄壮。
偶方彝造型独特，是殷墟出土的一件绝无仅有的青铜礼器。偶方彝器身两长边口沿一边有七个方形槽，另一边有七个尖形槽。器盖似四阿式屋顶，呈四面斜坡状，在正脊和垂脊，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盖下部长边一面有七个方形盖，一面为七个尖形盖，恰好与器身上的槽口相合，盖合后，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房顶，排列整齐的七个方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有可能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造的（2）纹饰繁缛华丽，口下长边两面中部各有一个突起的兽头，兽头两侧饰以鸟纹，方形槽的一面有六鸟，每边三鸟；尖形槽的一面则为四鸟，每边各二。鸟为站立状，钩喙圆眼，短翅长尾，鸟头朝向中间的兽头。两长边腹中部各饰大饕餮纹一个，在它的口部两侧各有一夔和作立状的小鸟。短边两面附耳之上各铸象头一个，在象头两侧各饰一鸟。彝盖两长边中部各有一突起的鸱鸮面，在它的两侧各饰一鸟，鸟头相对，形象生动。。偶方彝
偶方彝通体饰鸟纹22个，并且器盖主纹为突起的鸱鸮面（正反面（3）共2个），这种独一无二的纹饰的组合，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上古时期商族鸟图腾文化。
关于上古时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记载多见于史书。《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楚辞·天问》中记载有“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史记·殷本纪》中也记载了契母有娀氏简狄，为帝喾次妃，行浴时“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经·商颂·长发》称商先祖契为“玄王”，可见玄鸟即商族上古时期的图腾。《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上甲微之父王亥：“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论稿》中曾论述到：“‘操鸟方食其头’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是表示以鸟为图腾。”胡厚宣先生的曾统计，殷墟卜辞前后著录的“王亥”之“亥”字上方加以鸟形的共有8片，卜辞有10条。他以这种“直接可靠的证据”指出，“商族在上古时代曾以鸟作为图腾”（4）。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无可争议。
关于玄鸟究竟为什么鸟，现在学术界却多有争议。主要有玄鸟燕子说、玄鸟凤凰说和玄鸟鸱鸮说等等。
最早把玄鸟说成燕子的是《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高诱注说：“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现代学者持这种观点的，一般都认为玄鸟崇拜和生育有关。燕子是候鸟，飞至有时，与“会男女”季节相合，所以，玄鸟生商，可能与玄鸟至之时祈子郊禖的风俗习惯有渊源关系（5）。
玄鸟凤凰说最早出现在《楚辞》中。《楚辞·天问》中有“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如何嘉？”句，《离骚》中又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由此可见《楚辞》中所述玄鸟即凤凰。郭沫若先生也曾指出“玄鸟就是凤凰”（6），他认为少皞即是契。“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是契。古挚契同部……”（7）胡厚宣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和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8）。
最近，一些学者认为，降而生商的玄鸟应当是鸱鸮。鸱鸮，又作“鸱枭”，或单呼为鸱、鸮（枭），即现在所说的猫头鹰。玄鸟鸱鸮说认为上古时期商族鸟图腾文化在殷商时期依然存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是把殷商青铜器纹饰和原始岩画中的猫头鹰状的图画等考古资料做为自己的佐证（9）。他们依据《诗经·豳风·鸱鸮》中：“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在这首诗中，“鸱鸮”是作为殷商遗民武庚的替身出现的，借鸱鸮而说武庚。周人把商人比做鸱鸮，反映出了鸱鸮就是商族的象征。商人的鸱鸮崇拜在商朝灭亡以后逐渐消失，是因为周文化对其的改造。而这个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周人礼乐制度的过程（10）。
对于诸家商族鸟图腾的说法，本文认为它们都各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如果把玄鸟只比作某一种鸟，可能都有牵强之处。上古时期，人们认为鸟类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灵物，因为鸟类的飞翔本领使它们带上了一种神秘色彩。降而生商的玄鸟应该是泛指燕、凤、鸮等各种鸟神。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人们所供奉的鸟神会有所不同。偶方彝上大量出现的鸟纹和鸱鸮纹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商代青铜礼器纹饰，尤其是兽面纹、龙纹、虎纹、凤鸟纹和鸮纹等，对当时的商人来说，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或代表无上的权威，或体现着“众星捧月”式的社会理念，或为商人心目中可与上天及先祖进行沟通的意识层面的中介物等（11）。由于青铜礼器纹饰主次之分极为明显（12），偶方彝器盖上中央突起鸱鸮面纹饰，应当是这件礼器纹饰当中特意突出的中心，两边两只形态优雅的鸟对其相向而视，确实给人一种百鸟朝“鸮”、众星捧月的感觉。
从偶方彝整个器物的造型上来看，偶方彝的顶部长边的两面纹饰为正纹，而两短边的纹饰则为两条倒着的夔纹，加上其造型仿照商代四阿式宫殿的形式，这些都说明偶方彝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青铜方彝礼器形制（13），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商代青铜礼器中的方形器，不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非常讲究对称性，偶方彝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它的长边口沿一边是方形槽，一边是尖形槽，方形槽是宫殿上椽头的写真，尖形槽的中间一个与盖上鸱鸮纹的喙相吻合，这应当是对突起的鸱鸮面纹的一种完善化，尖槽应该是鸟喙的写真。另外，口沿下的鸟纹，方槽的一边为六鸟，尖槽的一边为四鸟，当偶方彝的盖子合上以后，前后十只鸟就成了在房檐下筑巢的燕子。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浓厚的意象性。它喜欢把具体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14）。《易传》中有“制器尚象”一词。所谓“象”是圣人发现天下幽深难见的道理，把它比拟成具体的形象，用来象征特定事物的意义。《周易·系辞上》又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认为“言”所不能尽的“意”，“象”却可以尽。偶方彝通过自己独特的造型和纹饰组合传达了“言”所不能尽的“意”，而这种意的真正的内涵也许只有当时的观者（15）之间能够心领神会。
偶方彝造型特殊还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商代的建筑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等级最高的就是四阿式屋顶（古建筑的屋顶不同的形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殷商宫殿建筑时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说苑·反质》引墨子语：（殷纣大规模修建的宫殿）“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从殷墟发掘所获得的遗迹来看，也可以证明当时宫殿之豪华、气派。偶方彝仿照了四阿式建筑造型，它满布而繁缛的纹饰也应该有仿照当时殿宇当中的“雕琢刻镂”的可能。如果说偶方彝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写实，那么鸱鸮等众鸟神纹饰的出现也应当是当时鸟图腾的一种真实反映。
要更好地理解偶方彝给我们带来的商代的社会文化信息，我们还应该了解此件礼器的拥有者“妇好”。“妇好”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反复出现达200次之多。经过郭沫若和唐兰两位先生的考证，妇好应该是商代盘庚迁殷都之后的第二代帝王武丁的王后。
在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妇好只是一位武丁的宠妃和一位杰出的女将军。因为她曾带兵频繁地四处征战，先后打败二十多个小国，为商王朝的稳定和开疆拓土屡建功勋。卜辞当中有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役就是妇好指挥的。然而，做为一个杰出的女性，妇好还做过参与国家大事的祭司。在妇好墓出土的有铭文的铜器190件中，其中铸“妇好”或单一“好”字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这些刻有“妇好”铭文的礼器，显然是妇好生前使用过的（16）。这也印证了甲骨卜辞上妇好是一位祭司的记载。据甲骨文记载，她先后主持祭祀过先祖、天地和神灵等等。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文主祭祀，武能征伐，集祭司、将军和商王宠妃于一身，在“武丁中兴”时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她的性格当中应该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或许正是她的性格驱使她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反映到她所拥有的器物上，而这些器物也正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以它们不平凡的一面与商人的先公先王、各路神灵以及三千年后的我们心神相通。
虽然本文只举妇好偶方彝一案，区区管窥，不能自成一说，然而，管中窥豹，也许我们正是偶方彝等等这些殷商时期遗存下来的个案实例，让我们能够直观地感知到商族鸟图腾文化从上古到殷商时期的一脉相承。
注释：
（1）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432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年版。
（3） 岳洪彬先生在《殷墟青铜礼品研究》中指出，殷墟青铜礼器的纹饰是具有方向性的，长方鼎、方彝等长边腹部纹饰完整，而且雄壮威严、更具气势，因此，方鼎、方彝等两个长边的内纹饰可能为正面。并且根据器内铭文方向排除另一边纹饰为正面的可能性。
（4）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 1977年第2期
（5）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7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第一卷》第328-329页
（7）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8）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1964年。
（9） a 王小盾：（鸡彝与斝彝）《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6月.
b 孙新周：《鸱鸮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c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 年 1 月，40 页）
（10） 马银琴：《论殷商民族的鸱鸮崇拜及其演化》，《天问》2006年12期
（11）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241页 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12） 同（11）
（13） 在殷墟出土的12件方彝中，除偶方彝外，其它的方彝盖上的纹饰兽首均向上，盖在器物上时兽面均为反方向，偶方彝则不同。
（14） 聂甘霖：《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 》，《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15） 岳洪彬先生在《殷商青铜礼器研究》中引“观者”的说法，认为，青铜器纹饰要想充分发挥其潜在的意义，就必须把最完整最直观的一面展现给“观者”。“观者”不仅包括当时能直接看到青铜器纹饰的在世的商人，如青铜器所有者，观看祭祀的活动者以及其他能看到该青铜器纹饰的所有人，而且也包括被祭祀的先公先王和其它商人心目中假想的各种神灵。在商人心目中，这些已故去的被祭祀的对象和假想神也能看到这些纹饰，或者他们之间就是通过这些纹饰进行沟通的。
（16）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11期。
[1]作者简介 王玉清，女，安阳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本科学历，馆员，从事博物馆陈列设计及文物研究，河南省博物馆学会、安阳甲骨学会会员。
王一燊，男，安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本科学历，助理馆员，从事博物馆管理及文物研究工作。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