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玉[1]
2008年12月《安阳甲骨学会文集》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曾说：“人类野蛮之低级阶段是从学会制陶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1）我国古人说“水火既济而土合” （2）这是对古代制陶工艺基础高度科学概括。人们知道土无水则无粘性与可塑性，是不能成形为器物的，而这种器物不经过火烧，则不能成为经久耐用的陶器，因而，自从人类掌握了火，水、火、土即为人类综合利用，而将一种自然物质（泥土）转变为一种用具—陶器，这是人类最早的创造性活动之一。
至W.F.利比（Libby）发明了用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后,（3）人们能较准确测定了古人发明制陶技术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具体时间距今约为7000—10000年,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都已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到了商代我国古代的制陶业已经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开来，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手工制
造业，并且已经相当成熟。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瓷和硬质釉陶。
据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大型手工业作坊主要集中在王都，从目前已发现的三处商都均证实了这点。其分别为：河南偃师县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这三处商代都城应分别为商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王都。在这三座商代都城中，偃师尸乡沟商城年代最早，但发现最晚，于1983年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其面积为190万平方米，城南为宫殿区，城北为生活区，手工业作坊区就在城北半部，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发现了八座烧造陶器的窑。郑州商城是五十年代发现的，应为商代中期的王城，城墙周长约7公里，面积为300 多万平方米，如果包括城近郊的遗址范围可达到25平方公里，城墙内是宫殿、居住区，手工业作坊遗址均在城墙外，在西墙外1300米处发现了一处大型制造陶器的作坊遗址，其中在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窑和十多座小型房基，考古工作者从陶窑和房基附近出土的制陶工具和残破陶器分析，此处所制的器皿多为泥质盆和甑，其它器物则少见，由此不难看出商代制陶工艺在制作分工上更加细致，即做盆的不再去做罐，做罐的不再去帮做鬲或其它器皿，这种专业化不仅可提高器皿的质量，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遗址范围25平方公里与郑州商城相比更大一些，在遗址范围内，发现了比郑州商城规模更大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4）特别在殷墟遗址中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十分精美的白陶制品，这些物品看来应是供应王室使用的，由此还可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殷墟的周围当时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为殷商制造出白陶、釉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创造了必要物质条件。原始瓷“从它们的外观断面和化学组成来看，都说明这一时期泥土已经比原始社会用来制造陶器的泥土质量又有所提高” （5）。关于殷墟原始瓷、印纹硬陶和釉陶的来源有人说：“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釉陶和印纹硬陶可能是从东南沿海和安徽、江西一带运来”（6）。他们怀疑这些制作技艺提高的陶器不产于本地区，而是外地的交换品或贡纳品，这显然对当时殷都周边的物质资源并不了解，特别是对本地区的瓷土资源一无所知。隋代洹河河畔的相州窑，（现
安阳市电池厂隋代相州窑遗址）曾名扬天下，所使用的瓷土即产于本地，据闻灾荒之年安阳县百
姓曾用当地一种叫“观音土”（7）的东西来充饥，这一事实不但说明可以就地取材，还可说明安阳周边地区的“观音土”是十分细腻的。
古代地处我国东南部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创造并大量使用一种表面上拍印有各种纹饰（包括几何形图案）的陶器、釉陶器和原始瓷器，这就是考古学上所称的印纹陶。这种印纹陶从1914、1915年间首先在广东南海县南越王墓中发现，以后，各地都有零星出土。解放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印纹陶在南方各地大量出土，因此，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界都把它作为代表江南地区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文化，被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或“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以区别于长江以北其它地区的原始文化。
关于什么是印纹陶，它的特征如何，考古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南方地区印纹陶主要应从胎质上考虑，这种陶器的胎质之所以比一般的陶器硬，是因为它不是用普通的粘土而用瓷土（称高岭土或坩子土，有的称为碎屑类耐火粘土）烧的，烧结的温度已经达到1100℃左右。而普通粘土烧结在950—1050℃左右，超过这一温度就要烧溶、变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都是用瓷土烧制的，这两种工艺的区别即是施釉与不施釉，即是在印纹硬陶的器表上施釉，即成为原始瓷。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南方印纹陶并非都是印纹硬陶。在赣、粤、闽等地很多火侯较低的夹砂陶和泥质陶上也拍印有各种几何纹样，另外，软硬度是相对的，并无绝对标准，从陶器工艺的发展考察，硬陶是在制陶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可能产生，而在硬陶产生之后软陶仍继续烧造，考古发现印纹硬陶有的是用瓷土烧造的，有的则不是，同样粘土，烧制火候不一，陶器软硬也就不同，关键主要是窑炉结构和烧制技术，当时用瓷土还是粘土，常常是就地取料，因地而异”。（8）
釉是古代先民在长期制陶实践中发明的一种工艺，施在粘土烧制的软、硬陶上称釉陶，施在瓷土烧制的硬陶上称为原始瓷。
关于印纹陶瓷是怎样出现的，通过分析得出，早期陶器的制作分手制和轮制，手制在先，轮制在后。构成图案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由于直接的制陶工具和制作方法所遗留或引起的，特别是手制陶器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的陶器需要经过拍打陶胎，使其致密、耐用、陶拍上捆扎的强索等就在陶器表面上留下印纹，也就是说工艺需要是第一位的，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器物除实用之外，还要求美观，于是印纹逐渐规整化、图案化，装饰的需要便逐渐成为第一位的了，应该说早期几何纹陶的纹样源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文博与考古界一般都认为青铜器上的纹饰源于陶器上的印陶纹饰。例如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墓出土的几何纹硬陶坛、罐和原始瓷豆都是江南地区土墩墓中所流行的（9）。同时这一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又是吸取了中原铜器的部分花纹图案，但大都经过简化，变体同时较多采用了南方陶器上传统的几何形纹样，根据不同器物和不同的装饰部位灵活的构思布图，从而形成自己纹饰上的崭新风貌（10）。在殷商时期尽管当时人们的交通并不便利，但从殷墟墓葬、窑藏中出土的海贝、海龟壳、新疆玉石、热带产的完整幼象骨等现象看，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流脉胳还是十分清楚的。即它们向中原汇合，又从中原向其周边地区辐射。就印陶纹饰而言，把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中期的印纹陶，与江苏丹徒母子墩印纹陶，再与殷墟出土的印纹陶相比，是不难看出相互之间的关系，难怪搞装饰艺术的人说：“当时印纹陶上的回纹和方纹等，可能是受中原殷商文化的影响而产生”。（11）
据史载，我国古代的中原地区最早进入阶级社会，早在奴隶制的商代，它高度发达的文化已浸润到长江以南。如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和中原的一样，陶器上出有很多具有郑州二里冈的因素，它应属商文化的支（12）。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总之，江南地区印纹陶与中原地区的印纹陶均产生于新石器晚期，兴盛于商周时期，衰退于战国至秦汉，它的发展时期以至衰退大体与商周青铜工艺盛衰一致。江南印陶文化并不是孤立的一支，这即是说，长江以南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是在吸取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揉进本地区的文化成为多元化的产物，中原殷商文化也是如此。
关于商代晚期的印陶工具到目前为止殷墟出土的数量还不算太多，近期的殷墟发现三件骨质印陶工具，这三件印陶工具分为两式：
Ⅰ式二件。呈柱状多菱形，一件长7.02厘米，一端径0.81米,另一端径0.7米,为九齿;另一件长米,一端径0.74米,另一端径0.71米，为十一齿.印模骨质坚硬、两件相互碰撞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
Ⅱ式一件。呈短柱状，两头粗细不一，通身分三组斜格纹，每组之间由四条弦纹间隔，该印模骨质较Ⅰ式稍差。
以上三件印模做工均十分精致，使用放大镜观察这些印陶工具，Ⅰ式应是使用雕琢玉器的砣具精心雕琢而成的，两菱间的凹处可以清楚看到用砣具逐段雕琢而成的长线纹。Ⅱ式印陶模具除了柱体加工外，通身使用刻刀与小锯加工而成的，虽然工艺较Ⅰ式模具略显粗糙，但是它所印出的纹饰确是十分精美的。我们使用这两式印陶模在橡皮泥上进行试印，即平行滚动即可印出美丽的纹饰。Ⅰ式不但可以印出条型纹斜格纹，还可印出方格纹。
既然纹饰来源于生活和劳动，那么，骨质印陶工具的产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逐步发展演变起来的。
“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工具，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13）马克思说“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技能和灵敏，具体地体现在生产工具上”同时“生产工具不仅是衡量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标准，而且也是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研究已消灭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也如动物结构对研究已经消灭的各种动物的躯体组织一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区别各个经济时代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4）
骨质印陶工具上的纹饰虽然非常简单，由长短不一，横竖曲折的线而组成，但已经具有了一定装饰意义了，从而也不难看出，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发明创造了印陶的工具，并且对美学观念的认识也在慢慢萌芽了。有学者认为，原始的工艺美术，就是伴随着原始工具的创造、使用而产生的。
关于殷墟出土的印陶工具，在过去出土报导中很少。九十年代江西省东北部武夷山北麓鹰潭市郊的丘陵地带发现一处南方年代最早的专门烧造印纹陶和原始瓷的大型窑场，考古者认为“角山窑的发现，对于深入探索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5）特别是角山窑出土的柱状花纹印模工具与近期殷墟出土的骨质印陶工具不但时代基本相同，而且形状也十分相似，为我们探寻印陶工艺过程找到了佐证资料。1976年5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硅酸盐学会、云南省博物馆对支南景洪傣族慢轮制陶工艺进行考察并撰写了《云南景洪傣族幔轮制陶工艺》一文，该文中详细的介绍了陶拍的作用”桶坯在成型拍打过程中开始中用带条纹（即所谓篮纹）的陶拍通过拍打，稍行电该后，再拍打第二次，肩部改用带折线纹或方格纹的陶拍拍打。带花纹的陶拍有反复挤压捏合的作用，使器壁和器表紧密起来（16）的作用。经过我们对制陶过程的试验发现，的确，在制做器物时，用花纹的印板拍打过的陶器，不但可使裂缝弥合，陶坯质地紧密牢固，同时并可留下美丽的纹饰。我们认为：殷墟出土的骨质印陶工具除了可以装饰器皿的外观，同时与带花纹的陶拍一样也起到了使器壁和器表紧密的使用。
注释：（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出版。
（2）宋应星《天工开物》
（3）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4期。
（4）杨升南：《商代的财政制度》、《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5）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
（6）《中国古代史常识先秦部分》第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
（7）观音土：属瓷土的一类，经过加工其土质十分细腻。
（8—9）《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79年1期。
（10）《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发掘局报》、《文物》1984年5期。
（11）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12）肖梦龙：《母子墩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5期。
（13）康土坦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会1955年版第71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5）廖根深：《试论角山窑的年代，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1996年5期。
（16）《记云南景洪傣族慢轮制陶工艺》、《考古》197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