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贵明 杨红梅[1]
2004年3月《殷都学刊》
玉是远古人们在利用选择石料制造工具的过程中，经筛选而确认的具有社会性及珍宝性的一种特殊矿石(1)，并逐渐将之用于非生产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着新石器时代末直至明清的历代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源远流长的中国玉文化体系。
商作为我国目前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文明国家之一，其玉雕艺术在继承和吸纳新石 器时代晚期各地域玉器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殷墟玉器则是这一高峰的主要代表。《逸周书》载：“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亿有百万”(2)，清代王念孙校为“凡武五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3)。不论依据哪种说法，殷商时期的制玉规模，于此皆可见一斑。而殷墟七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妇好墓玉器的大量出土，使殷墟 玉器的面貌逐渐明朗，其数量之巨、类型之丰、雕琢之精，令后人叹为观止。其中和田玉的出土、砣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统一的时代风格的形成，更为灿烂的中国古代玉器史打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殷墟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个粗浅的分析，不当之处，尚请指正。
一、殷墟玉器结束了“就地取材”的地方用玉的局面，开创了以和田玉为主流的玉器艺术新时代。
我国玉材品种名目繁多，其中又以和田玉最受宝重。它是我国先民在对玉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 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夏鼐先生说：“和田玉是中国古代 玉器原料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汉武帝通西域以后”(4)。张广文先生亦认为：“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玉材的选择是不同的，最迟在汉代，玉就主要指新疆和田玉而言了”(5)。杨伯达先生则直接把以和田玉为主流的时代 称为真玉时代 ，把在此之前的各地方玉玉器时代 称为非真玉时代(6)。而和田玉从边疆进入中原并成为玉器的主流即在殷商时期。
我国玉器起源于远古，迄今所知距今60万年的北京人，从其住地二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坡地上找到了水晶以制造工具（7），应是我国玉器的最初萌芽。此后的新乐文化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尤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但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人的水晶直接来自距其居住地二公里外；红山文化的蛇纹石 玉器与辽宁的岫岩玉的成份相同；良渚文化的玉料可能来自太湖周围的宜源山区、六目山脉或宁镇山脉等附近地区（8）。其它 原始文化亦不例外。如新疆罗布淖尔罗布庄遗址出土了一件墨玉斧（9），英国人斯坦因在罗布淖尔曾发现过玉斧一件、玉簇三件：法国人伯希和曾在库车发现玉斧三件（10），这几件玉器都是新疆和田玉。台湾省卑南遗址则出土了台湾玉（11）。
从上述史前社会遗址出土玉器来看 ，其玉材均取自距其住地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就地取材”。夏代结束了我国的原始社会，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然而目前相当夏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型玉器，其玉材仍以就地取材的美石为主，尚不见有和田玉出土（12）。到了商代，以妇好墓为例，其随葬的755件玉器，初步鉴定的结果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这几种玉料基本 上都是新疆玉，即和田玉，约有300余件（13）。成为郭宝钧先生“和田玉进入中原,或可上溯到商周之间”（14）的有力证明。至此，和田玉首次占了主流，成为王室玉的主流并对以后历代社会玉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后两周、两汉、隋唐，直至宋元明清的历代帝王玉作及各大城市玉肆都使用和田玉碾器，而地方玉材只能通行于本地城乡。玉器艺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玉材来源的限制。如清初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控制了西北的广大地区，玉路受阻，影响到清前期的玉器发展，流传下来的玉器也极少。直至乾隆22年以后，清政府镇压了准噶尔的长期叛乱活动，设立伊犁将军，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15），新疆回部每年春秋两季贡玉共1000公斤，形成了清代玉器的繁荣。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在其全部殉玉占了主流地位以后，迄清代为止共3000余年间，和田玉玉器在历代玉器中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殷墟之前，尚未发现和田玉的大量存在。故而，我们可以说，殷墟玉器结束了以地方玉为主的史前用玉面貌，成为和田玉大量东进的开始。
二、殷墟玉器中砣机的完善和广泛应用，是中国玉器史上的一次技术性革命。
我国古代玉器制作是从石器制作中脱胎而来的，它经历了漫长的玉石不分的阶段，最终由于砣机的完善和应用使治玉与制石工艺彻底分离。形成了一种新的手工业—碾玉工业并决定了我国玉器的前进方向。
我国的制石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近成熟，从选料、审形到截断、打击、琢磨、钻孔等工艺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发达的制石工艺则是原始制玉业的工艺基础和技术条件。现知新乐、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大汶口、龙山、仰韶、马家窑、马厂、齐家、卡若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玉器有斧、铲、锛、璧、环、瑗、珠、管等器，这些器型均来自于石器，从其成型工艺分析也与制石工艺相通，实无任何特殊性。因而此时的玉器尚未形成严格的玉器手工业。
作为我国原始社会玉文化的两个主要代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治玉水平令其它文化无法望其项背。然而这两 处文化所使用的琢玉工具，尚无定论。以良渚为例，良渚文化玉料业经检验，大多数是透闪石和阳起石。这两种玉石的硬度在5.5—6度，面对其复杂的器型以及弧底凹纹、通体缕空、精细的阴刻线等装饰，亦众说纷芸。有人认为是用细石器刻成的，有人认为是鲨鱼牙齿，有人则认为是金钢钻（16）。关于良渚文化的工艺技术，汪遵国认为：“应有固定的琢玉装置”，“估计当时已出现如同本世纪上半叶还使用的水作凳之类的琢玉机”（17）。而周晓陆、张敏则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根据说新石器时代治玉工艺中已使用哪怕是简单的脚踏式机械砣床截割玉料”（18）。牟永抗主张：“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确认当时已经能够使用砣具”（19）。杨伯达认为：“其凹凸起伏，阴阳兼施的工艺，确是手执高硬度的尖状工具也无能为力的，有很大可能是用砣机碾琢而成的"（20）。如果说对良渚文化的制玉工具尚需实验考古学的研究的话，那么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大量制作精巧的和田玉玉器，则认识比较一致。北京玉器厂技术研究组认为，面对和田玉的高硬度 ，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使用砣机（21）。根据对殷墟玉器的观察亦证明了这一点。大量玉器表面的花纹，其线条大多作弧形，线与线相接密合，线条柔和流畅，大概是用砣子琢出的（22）。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确认，它也同时标志着至殷商时期，砣机已获得初步完善，治玉工艺已彻底脱离了制石工艺，成为完全独立的砣玉手工业并传承至今，琢制了大量的惊世之作。这一切是用制石方法根本无法奏效的。例如到清乾隆时期，清内廷养心殿造办处，曾尝试用石匠以錾凿治“关山行旅图玉山”（23）而遭失败，这亦可说明砣机的发明和完善对治玉工艺 的重要性。
因而，从工具，工艺史角度来衡量殷商时期砣机的完善和广泛应用确实是治玉史上的一次关键性的技术革命，以此 为标志，把中国玉器史推进到了砣碾玉器的新时代，而决别了琢磨玉器的旧时代（24）。
三、殷墟玉器结束了史前玉器的地方特色，形成了统一的时代风格。
史前玉器到距今5500—4000年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文化观念上的互相交流不够，玉器艺术互相融合的现象也不普遍，故而各地域文化玉器艺术的地方风格极为鲜明，并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稳定性。在玉材上，各地均以当地玉材为主；在形制上，出现了以勾龙、龙首玦为特征的北方玉器，以琮、璧、冠、佩为代表的南方玉器及以斧、铲、锛等为代表的中部玉器等三大体系（25）；在艺术格调上，北方红山文化雄浑质朴、挺拔粗犷的风范与南方良渚文化秀美精丽、简练明晰的气韵泾渭分明，遥相辉映。
夏代玉器出土了圭、璋、斧、戚、钺、七孔刀等新式玉器，其中玉兵较多，它明显是直接继承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生产工具型玉器为主要形式的中部玉器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并未摆脱地域风格的限制。
至殷商时，以妇好墓玉器为代表，玉器艺术形成了一个新的特色。在玉材上，基本上都是新疆玉，另有三件器嘴形饰近似岫岩玉，一件玉戈有人信为是独山玉（26），已形成了以和田玉为主，各地方玉为辅的用玉风格；在器型上，不仅有来自龙山文化和二里头的斧、铲、戈、刀等工具、兵器型玉器，还有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璧、琮等礼器和红山文化的玉龙、玦、勾刀，而玉簋、玉人、兽、鸟等又有着明显的商代风格。其琢玉工艺，亦受到了浙江良渚文化、辽宁红山文化的影响（27）；在工艺上，红山文化 的平面打洼，又 有良渚文化 的凸起阴刻。
因而，妇好墓玉器呈现出了史前玉器不可能有的一种时代风格，即以龙山文化 和二里头文化 等中部文化为基础，吸收南北两大系统玉器之长，形成了具有统一格调的各式玉器（28）。这表明我国古代玉器已由多元化过渡到一元化的文化 轨道上。从此以后，玉器的地方特色受到限制，时代风格成为决定玉器特色的主要因素。
总之，殷商玉器所表现出来的和田玉的大量出现、砣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统一的时代风格的形成，是在此之前的各地方文化中所难以见到 的。人口的流动，战争的频繁，婚姻的往来，商业贸易的发展（29）都给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使殷墟玉器得以吸收各地玉材、工艺之长，形成了以和田玉为主流的，完全独立的玉器手工业和统一的时代风格，为此后绵延不绝三千余年的中国玉文化谱写了一个壮丽的序篇，殷墟玉器因此而不容忽视。
注释：
(1)(6)(12)(20)(24)(25)(28）杨伯达：《古玉史论》 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
(2)《逸周书》卷四 丛书集成初编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读书杂志》上 国学基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4)(10）夏鼐《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 《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5)张广文《玉器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
(7)贾兰坡《北京人· 北京人的文化》《大百科全书 ·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8)(17)汪遵国《良渚文化的“玉殓葬”》 《南京博物院集刊》1984年第7期
(9)杨伯达《中国玉器概论》 《中国古代玉器鉴定》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翻印1997年
(11)连照美《卑南遗址第109号墓葬及相关问题》
(13)(26)《殷墟妇好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4)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 三联书店1963年版
(15)《中国古代史》朱绍候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王明达《良渚文化玉器概述》 1999年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讲义
(18)周晓陆、张敏《治玉说》 《南京博物院集刊》1984年第7期
(19)牟永抗《良渚文化玉器三题》 《文物》1989年第5期
(21)北京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 《考古》1976年第4期
(22)《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3)李久芳《赞“关山行旅图”玉山》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
(27)郑振香《殷墟玉器探源》 《纪念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29)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作者简介 贺贵明 男 安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大专，馆员，从事青铜器研究、鉴定及修复工作，中国文物学会会员，电子信箱：hgm3220615@163.com
杨红梅 女 安阳博物馆研，学士，馆员，从事文博研究，安阳甲骨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