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凤[1]
1999年4月《殷都学刊》
文字是人类用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一种归属于书面语言的文字书写体系。书法史对文字的规范和美化。有文字即有书法。文字运用要清楚明了，得心应手，必须讲究书法。书法史人类实用和审美的需要，书法是文法，也是艺术。甲骨文乃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从考古学上讲，它属于殷商时期造物，当时的殷王室虽然很迷信，但从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规范来看，甲骨文距离文字的初创时期已经很远。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①那么伴随文字的发展，与之相应的书法艺术也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甲骨文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但它已具备了书法艺术的诸要素，无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都已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就甲骨文的书法艺术特点及其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影响做一简要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甲骨文的书法艺术特点
元代郑杓《衍极》认为：“古昔之民，天淳未堕，动静云为，自中乎矩。”这种发乎性情的天然创造，包含了与生俱来的对美的直觉和把握。事实上，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实用的甲骨文的字形行列、章法布局，就会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
㈠甲骨文的笔法
甲骨文是书法契刻艺术。无论甲骨文是先写后刻，抑或不写迳刻，或兼而有之，但甲骨文大都是用刀契刻上去的，墨迹很少，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谈甲骨文的笔法主要是指它的刀法。仔细察看甲骨文字或用放大镜来看其笔画，即可发现，其笔画多呈悬针垂韭之状，两端有尖，且起刀尖短，落刀尖长，中间则较粗而匀，颇似后世所谓“露锋”、侧锋相象，笔画的精细也有变化，动峭质朴，瘦劲挺拔，如锥画沙，其契刻方法为，小字用单刀法，大字用双刀法，宽笔字则用复刀法，且其字则是一般先刻竖划，斜划，然后再转移片刻横划，刻横划的方法也用刻竖划，斜划的刀法。其刀法亦有方圆肥瘦之别。一般来说，刀法娴熟，字迹隽美，随字异型，纯古可爱。具体到不同的书者，其笔法也各不相同。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谈到：“至于各人的笔力、书势，有圆活的，有方正的，有粗壮的，有纤细的，有劲秀的，工力不同，作风自异。”②除了极少数习刻以外，甲骨文确是古代遗留下的不可多得的书法契刻艺术的精品。
㈡甲骨文的结构
甲骨文是造型艺术。甲骨文的造型具有形象美和抽象美的特点，这是由甲骨文的性质所决定的。“观物取象。博采众美”这是甲骨文的一大书法特点。甲骨文很注意对客观事物作象形的摹写刻画，但它对
自然物象的摹写并不拘于外形的逼似，而是注重神与意的表达。因它的描摹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是直观的，又是想象的，所以甲骨文的造型结构具有形象美的特点。在甲骨文中象形字很多，据已故考古学家郭宝钧统计，象形字约占甲骨单字总数的37%，这些象形字多是具体名词，因为只有具体事物才有形可象，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和人体及动植物、器物用具等等。象形字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寥寥数笔，轮廓地勾画出所象之物，如“山”、“水”、“人”、“木”、“鱼”、“龟”、“鼎”等；另一种为以点概全，取所象之物的部分具体特征来表示物之整体，想象丰富，如“牛”、“羊”、“月”、“云”、“雨”等。它对物态美的描写虽不具体，但是生动传神，给人以美的享受。
不仅如此，甲骨文还同时具有抽象美的特点。这种美首先表现为线条美，这种线条美可以脱离造型的物象而存在。由于甲骨文中的笔画多系刀刻，给人一种刚劲有力的感觉，笔画的横直转折也有变化。虽然甲骨文中有许多字不是象形字，甚至有许多甲骨文我们还不能释读，可单从那线条上就足可以使我们领略到书法的抽象美。甲骨文的抽象美还体现在字形所体现的意义上，如大量“比类合宜，以见指扌为”的会意字，像“休”字，人靠在树上表示休息，再有“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都能给人以联想和领悟的余地，我们认为也是美的。
其次，甲骨文造型结构还具有平衡对称美的特点。这一类字一般有一个重心或平衡中线，笔画在这个重心和中线的左右平均分布，长短、大小相等，曲直相同，走向相反，或左右对称。如甲骨文中的“甲”、“辛”、“未”、“在”、“东”等字，中间一竖是对称轴，其余部门在左右基本对称，这些字姿态均匀，端庄秀美，颇具美感。
再次，甲骨文结体中多异体字，一字有多种写法，一字有多种读法，一字有多种用法。同一字有增笔减画现象，结构或繁或简，同一字又可正写或反写、斜写、倒写。如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言中所说：“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文字形体尚未定型化。但它却为书法创作提供了自由选择的作地，书家在创作时既可以用同一字之繁体字型，又可以使用一字之简体不同字形，更可以按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使某一字增笔以变为繁缛，某一字省笔以成其简化。而且按书法家的审美观，可以认为变繁为简式一种文字之书写美，自然也可以认为化繁为简具有另一种文字之书写美感。我们经常发现在同一片甲骨上对同一字的形体表现不同。例如《甲骨文合集》的第37986片时一片干支刻辞，二十二个字组成六十个干支，字数有限且反复出现，但同一字的笔画长短、笔画之倾斜或相交的角度大多有所不同，如“戊”、“戌”两字中的“戈”旁，或宽或窄，或长或短，有的则使用异体字，如“辛”、“酉”两字，顶部或多一画或少一画。这样即可避免雷同，使整幅唑片显得意趣盎然。
纵观甲骨文的造型结构，多取纵势，但长短大小略无一定，每字不限于同一面积，画多者结体则大则长则密，画少者结体则小则短则疏，大小参差，各具其妙，各尽其态，秀劲简古，稚出天成，极具特色。
㈢甲骨文的章法布局
关于甲骨文的章法布局，邓以蛰先生在《书法之欣赏》里做了高度评价：“甲骨文字，其为书法抑纯为符号，今固难言，然就书之全体而论，一方面固纯位横竖转折之笔画所组成，若后之施于真书之‘永字八法’，当然无此繁杂之笔调，他方面横竖转折却有其结构之意，行次有其左行右行之分，又以上下字连贯之关系，俨然有其笔画之可增可减，如后之行草书然者。至其悬针重韭之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四方三角等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
甲骨文的布局特点为纵有行横无列，行式有定，而每行中各字无定，疏密相间，隋式布白，妙变无穷，至于行与行之间的安排，一般是一行写到一定程度后再折回写第二行，起止位置大致相同。至其书写体例，甲骨文因为有龟板和骨料的限制，卜兆或左或右，卜辞应之，故有“下行而左”与“下行而右”相对称的刻写方法。如龟甲卜兆向内对称，右面的卜兆向左，卜辞右行；左面的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如《甲》3917片）。但龟甲首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之卜辞，大都由外向内，即右者左行，左者右行，与上例相反（如《甲》7748片）。若是牛胛骨，则右骨卜辞左行，左骨卜辞右行。这样就形成了相对称的书法布局，我们观看时会觉得其章法甚美。但记事刻辞的书写体例都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下行而左”书。我国书法中传统的下行而左的直书法即可追溯到殷商时代。至其字与字之间的安排，疏密相同，大小参差，错落有致。有甲骨上虽寥寥几字，形体简约，而布白巧妙奇绝，犹如星斗悬天，疏密错综，自然成立，久观益美，令人玩味不尽。而长篇的甲骨文也能在工整中疏宕自在，充分反映了书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熟练深邃的造诣。
总之，甲骨文行文自然，纵横有度，布局巧妙，已经具备书法艺术诸要素。它还说明中国书法在创造伊始，即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发展方向，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
二、甲骨文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影响
关于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性，郭沫若曾作过精辟论述。他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之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③甲骨文既为“一代法书”，自然会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书法艺术风格丰富多姿，绮丽纷呈，追其渊源，即可由北朝真书、秦汉简牍、两周金文，一直追溯到殷商甲骨文。我们从秦代篆书长方形的造型、汉代隶书对称的结构形式、北朝真书率真的情趣韵味中，仍可窥见甲骨文书法同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的书法艺术一脉相承。
甲骨文对后世书法契刻艺术的影响力也很大。由于甲骨文大都是用铜刀或者石刀契刻的，其契刻规整而美观，技巧之高令后人争相追摹。周代铜器铭刻，春秋时的铭辞，战国以后兵器上、玉器上、石鼓上、陶器、玺印、钱币上各式各样的刻文，及以后各朝各代契有刻文的摩崖、穹碑巨碣、墓志、印玺等上的契刻文字，无不是甲骨文契刻艺术的延续、创新和发展。
甲骨文对我国近百年来的书法艺术影响力也很大。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发现甲骨文以来，甲骨文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我国一代又一代学者和书家，他们不懈的研究它、临摹它，并以笔墨情趣去表现它为现代书法艺术增添了一朵瑰丽的奇葩。1921年甲骨文专家罗振玉取殷契文字可阅识者集成偶语，名之曰《集殷墟文字楹联》，这是一部最早的甲骨文书法集，从而开创了我国书法史上甲骨文书法艺术的新天地。此后，丁辅之、叶玉森，尤其是董作宾把甲骨文书法广泛的推向了社会，使之成了被社会接受的新书种。当今甲骨文研究日益广泛深入，书写甲骨文的人也越来越多，名家辈出，最著名的如胡厚宣、潘祖兰和日本的欧阳可亮等，各具风格，异彩纷呈。甲骨文在沉睡了三千多年后的今天重新焕发出了它的光彩，表现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注释
⑴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收入《现代书法论文选》38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⑵董作宾《帚矛说——骨臼刻辞研究》，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258页。
⑶郭沫若《殷契粹编》10页，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