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凤[1]
2005年10月《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
南宋偏安东南，疆域缩小，但货币经济发达，而终朝铜钱不足，呈现严重钱荒，全靠铁钱、纸币支撑。究其原因，一因铸额少，二因熔钱多，三因储钱不出，四因外流严重。根据史籍所载，情况简记如下：
铜料不继，鼓铸日稀
南宋铜钱铸造量大幅度下降，是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1、宋“自渡江后岁铸（铜）钱才八万缗……所铸钱视旧也才二十之一尔。”（徐松等：《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一之一）
2、（宋代岑水场冶户）“方其盛时，场所居民至八九千家，自建炎以来，湘湖多盗，侵淫及于鞭韶，焚掠死徙，无有宁存。今所存坑户，不能满百……饥寒切身。无由尽力，为国兴利。”（洪迈：《洪文敏公文集》卷四《论岑水场事宜札子》）
3、（铜钱铅锡生产）“闽、蜀、湘、广、江浙、淮路皆有之……自渡江后，其数日减。”（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铜铁铅锡坑冶”）
4、建州丰国监原有役兵工匠五百人，岁铸二十五万缗，到绍兴二年（1132）役座仅有数十人。（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一《绍兴二年四月乙丑记事》
5、同安、宿松两监，岁铸三十万缗，言者以为忧，既损其半，而监也遂废。（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监承周公墓志铭》）
6、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兴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人，不及于旧……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7、建炎二年（1128）成都府转运判官靳博文称：“邛州铸钱，岁用本钱二十万，所铸才十一万缗，得不偿费。”（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三《建炎二年六月乙卯记事》）
8、绍兴五年（1135）福建路转判官郑士彦指出：“坑冶尽废，物料踴贵，计两千四百而铸千钱。”（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七《绍兴五年闰二月丁巳记事》）
9、转运司和提点……也不肯摺本区鼓铸新钱。（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七）
10、绍兴六年，“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得不偿费，罷鼓铸。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缺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11、虔、饶两个大钱监，南宋初年年铸仅八万缗，20多年后，才增到14万缗、22万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七《绍兴二十七年七月庚午纪事》）
熔钱铸器，销钱私铸
南宋销钱铸器问题严重，是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二。
12、南宋“铜钱日耗，销毁莫戢。”（程公许：《沧州麈缶编》卷十四《试上舍生策题》）
13、南宋以来，由于铜料勝踴，熔钱铸器获利更大，“且以铜钱一百文为足率，变造器物十两，卖钱仅一贯，获利至厚。”（李弥逊：《筠溪集》卷三《户部乞禁铜器札子》）
14、南宋“鼓铸器物，供给四方，无有纪极，计一两所费不过十数钱，器成之日，即市百金”。（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五年十二月新海载王保奏言》）
15、南宋奸民竞利，糜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虏数十万缗。（李心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载王保奏言》）
16、南宋淳祐八年（1248）监察御史陈求鲁指出：“京城之销金，忂、信之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犹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贮钱不出，长期埋藏
南宋权富官宦大量贮钱不出，是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三。
17、南宋绍兴万年朝迁上曾经议论：“比年权富之家以贮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百八十二《绍兴二十九年刘悦丙申记事》）
18、南宋时杭州，“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脱脱等：《宋史·杨万里传》）。
19、南宋“积日累月，物重财轻，缗钱藏于私家，官库愈见匮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
铜钱外流，禁而不止
南宋铜钱大量外流，是造成钱荒的重要原因之四。
20、绍兴三年明橐的奏言指出：“访问邕州之地南邻交趾……逐年规利之徒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不许出，二者之弊若不申严禁止，甚害非轻。”（徐松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百四十七）
21、绍兴四年臣僚曾议论：“江浙海运，难以稽查，其日夜泄召卖货者多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绍兴四年八月癸巳陈记事》）
22、绍兴七年（1137）李弥逊在所上一道札子中指出：“以来郡邑所输，悉入诸军，而军中非积钱之地，往往变易轻賫，以便携挈……坊间多是自淮南转入伪境，以资敌国之用。”（李弥逊：《筠溪集》卷一《绍兴七年自庐陵以左司召上殿札子》）
23、绍兴十三年（1137）十二月，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数十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
24、绍兴二十八（1158）七月，起居舍人洪遵论铸钱厉害，大略谓“金钱宝不（少），（多）为错毁作器用，而南过海，北渡滩，所失至多……”（《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25、山东沿海一带，登、莱、密、滩、沧、霸诸州，“多有东南海舶，兴贩铜钱、水牛皮、鳔胶等物。”（徐松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百五十八。）
26、绍兴三十年（1160）王淮奏言道：“两淮多私相贸易之弊……若钱宝则有甚焉。盖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费头钱者。日数十人，其透漏可概见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百八十六“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纪事”）
27、利之所在，不仅奸民私运铜钱出境，官员也染指其间。“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28、绍兴和议（1141）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贯，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29、乾道三年（1167）七月唐琭指出：“襄阳府榷场，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见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见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见钱，何可纪极。而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关于光州棗阳私相交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引。嗜利奔凑者众，今钱荒之甚，岂容阑出如此”。《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之四十二）
30、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的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说：“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铸正隆钱，绝不多。余多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效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二》卷九）
31、光宗、宁宗之际，邵骥论述：“铜钱日越虏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轻货，易吾楮币，复以楮币要我铜钱，是以其无用倾我有用。“（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五《邵骥墓志铭》）
32、在于海外诸国贸易中，“蕃夷得中国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固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也非铜钱不售。”（徐松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十四）
33、淳祐四年（1244）问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鉟销，犹可以止遏，惟一入海舟，往而不返。”（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34、淳祐八年（1248）陈求鲁指出：“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雕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也。”（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二》）
35、南宋晚期，透漏的情况特别严重，包恢描述：“盖倭船自离其国，渡海而来，或到庆元（即明州）之前，预先过温台之境，摊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者铜钱，而上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奇珍，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拟此之类，奸民安得不乐于之为市。及倭船离四明之后，又或未及归其本国，博易尚有余货，又复回旋与温台之境，低价贱卖，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币至此之极。不知前后辗转漏泄几多，不可以书计也。”（包恢：《币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36、近自马来西亚、爪哇，远至印度、非洲，也都曾吸收过中国铜钱。例如阇婆国（爪哇），因“胡椒萃聚，上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赵汝造：《诸蕃志》卷上《阇婆国》）
37、宋高宗曾屡次下诏禁止铜钱外流，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经由市泊司的官员检查，不许其中撘载铜钱，但这些禁令并不生效。一直到13世纪，钱币还是大量流向国外。近年来曾在广东珠海地下发掘出南宋人窖藏的铜钱一万多斤，大约就是集中在那里准备偷运到海外去的。因此，南宋钱荒的问题比北宋更严重得多。（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