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凤[1]
2005年10月发表于《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
“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活跃于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我们也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剖析与评述，以还原其历史真实面貌,这对于我们科学地审视那个时期的历史必将大有裨益。本人学识浅薄，在此只是谈一下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风行乱世之“治者”
提起袁世凯,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出卖主权、复辟帝制等反动罪恶的一面，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毋容置疑。然而当我们撇开一切历史的纷争、平心静气地去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袁世凯的一生并非一无是处。他在清末民初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些方面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有所建树，不失为乱世之“治者”。主要表现在：
㈠、整顿旧军，改练新军。“中国真正的近代化军队是从袁世凯按西法练就的新军开始的”⑵。甲午战争后，全国掀起了“练兵自强”的高潮，袁世凯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并提出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此次务兵，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也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⑶并上书献策：“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⑷同时广邀幕友，研习西方近代军事知识，译撰兵书，大肆宣扬“用西法练兵”。并逐步获取清政府当权人物的信任，从而赢得了督练新军的重任。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上任伊始，首先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等，对“定武军”加以整顿，并大胆对旧军制进行改革，模仿西方军队建制，设立讲武堂和学兵营，大量聘用西方教官，学“洋法”，练“洋操”。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他极力采用资本主义先进技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选人用人方面，他一方面在军中大量安插追随他多年、血肉相连的“家兵家将”和“淮兵旧将”充当爪牙和耳目，另一方面用官位、名利笼络大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实为新军的中坚力量。在训练新军过程中，恩威并施，赏罚兼用，一方面以金钱、地位等手段对手下官兵进行笼络，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严格的条令和刑罚等手段加强对官兵的绝对控制，同时大力向官兵灌输忠孝、天命等思想，对官兵进行思想控制，其杰作之一就是著名的《劝兵歌》。⑸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腐朽没落的封建旧军制的改造，为中国军队的全面近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㈡、积极参加“强学会”，支持变法运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初，袁世凯慷慨解囊,捐银五百两，帮助强学会改办图书馆和报馆，并加入强学会,到处为强学会联系募捐事宜。同时积极靠近维新
变法人士，高谈阔论变法事宜，被维新派视为“同志”。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⑹
㈢、施行新政政绩卓著。“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模范于北洋”。⑺当满清王朝在最后十年推行新政之时，时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创建巡警，化军为警。义和团事件后，帝国主义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袁世凯的建树之一，就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和军队管理社会治安，不仅解决了不准驻军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军队从地方杂务中解脱出来，成为灵活机动的野战部队，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
2、废科举，兴学堂。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合上奏朝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⑻通过袁世凯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促使朝廷在1905年永远废除了阻碍新式教育发展的、延续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而当时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据历史记载，至1906年6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秀师范学堂一所，初等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书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⑼
3、积极投身立宪运动，推行地方自治。为做好清末的立宪准备工作，袁世凯一方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政要》等书，另一方面积极仿效“日本町村制度”，实行地方自治，并于1907年8月举行全国首次地方选举即天津市政选举，紧接着，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⑽他的这一套做法在清末得以大力推广，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的立宪运动。
4、大力办厂、通商，发展实业。袁世凯设立的直隶工艺局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实业机关。他还通过发布鼓励实业、劝兴工艺的政府文告，号召直隶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广辟利源”，政府“代为筹画，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⑾他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直隶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在1903年至1907年的5年之间，直隶150多个州县中开办的工艺局、所共计有85处,资本总额达到库平银42万余两。天津的一些公司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企业，如当时的启新洋灰公司拥有资本100多万，年产水泥20万桶，成了全国最大的建材企业。天津也成为当时华北商贸集散中心，一派繁荣景象。无怪乎当时“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津门”。⑿
5、积极支持京张铁路的修建,大力发展我国的民族铁路事业。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詹天佑当然功不可没，但功劳更大的是袁世凯。从修建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到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等方面，袁世凯所作的努力和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当外国列强围绕铁路的建筑权争论不休之时，是袁世凯奏请朝廷照会列强，将京张铁路建筑权收回,由中国人自行筹建。当他被任命负责修建京张铁路后，立即着手设立铁路局，积极筹措资金，聘请詹天佑等工程技术人员，确保了铁路的建成通车。两年后，他又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为中华民族铁路事业的发展所做出了巨大贡献。
㈣、顺应民主共和潮流，威逼清帝退位。当辛亥革命的狂潮行将敲响清王朝灭亡的丧钟之时，为挽救危机，镇压革命，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一直在观望时局的袁世凯不失时机的东山再起，并迅速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聪明的袁世凯认识到民主共和的潮流势不可挡，清王朝的统治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南方革命势力尚不具备一举推翻清王朝的足够实力，因此决定取两者而代之。为此他一方面以强大的北洋军队实力为后盾，在军事上给革命军以重创，同时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和平橄榄枝，取得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信任，最后通过谈判达成了：逼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的方案。另一方面采取强硬手段对清王室施加压力，武力逼宫，终于迫使清政府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中国268年的腐朽清王朝，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成为现实。
㈤、依法进行我国首次国会选举。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年（1912年），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首次国会选举，并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民国政府第一届国会会议。第一届国会议员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模式选举产生的，经过了初选、复选两个阶段，最后选出议员800名。依法进行国会选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㈥、改革官僚制度，加强行政管理。民国初期，袁世凯政府废除清朝的官吏制度，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官吏制度⒀。这不仅是袁世凯政府对旧中国官吏管理制度的一次大胆改革尝试，同时也表明袁世凯政府大力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有效管理，建立新型国家机关的良好愿望。当时所实行的官吏制度中的某些条款被以后的历代政府沿袭使用，就是当今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中的某些规定也与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的许多规定有相近或相似之处。民国初期的文官管理制度中对文官的管理，从官吏任用的等级（职级）、资格（任职条件）、服务（行为准则）、待遇（薪俸）、保障，考试的统一组织、资格的审定、程序、科目的设置，官吏惩戒的标准、种类、具体办法、程序，到抚恤金（终身恤金、一次恤金、遗族恤金）的标准和发放办法等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一套办法即使对当今的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㈦、推行“军民分治”，加强中央集权。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下令规定各省都督专管军事，不得兼任省长，另由“中央”委派民政长治理民政。他的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而且为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㈧、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为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振兴民族经济，袁世凯提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⒁为此，民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如《商会法》、《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同时积极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士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为工商企业做了许多排忧解难的好事，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等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从投资第一年开始，公司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从第六年起，公司按照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逐年分摊偿还。另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税收，如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促进了矿山开采。
㈨、统一货币，稳定市场。民国初年，袁世凯下令收缴民间杂乱的货币，统一铸造银币，即今日所谓的“袁大头”，从而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整顿了金融秩序，稳定了市场。
总之，袁世凯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一些举措，顺应了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应当给与充分肯定。
二、倒行逆施之“愚者”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本应顺应历史潮流，同革命党人携手共创民主共和之中国。然而他却利令智昏，逆历史潮流而动，践踏民主，出卖主权，复辟帝制，导致天怒人怨，他“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⒂袁世凯愚蠢与可悲之处就在于此。
㈠、借民主共和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谋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曾致电孙中山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⒃而当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却背弃誓言：搞垮内阁，逼走唐绍仪；残害元勋，杀害张振武；裁减革命军队，打击革命势力；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破坏约法，逼选总统；加强集权，实行专制统治。“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⒄“中华民国已经只是一块空招牌，袁世凯则决心连这块招牌也要去掉。”⒅其假共和真独裁的丑恶面目暴露无疑。
㈡、出卖主权，丧权辱国。正当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之时，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趁欧洲列强卷入世界大战，无睱东顾之机，妄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以此作为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⒆而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帝制自为的支持，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15年5月9日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以外的全部条件。袁世凯出卖主权，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对抵制日货的爱国民众，却斥为“乱徒”、“乱党”，进行镇压，其入主出奴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
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复辟帝制。袁世凯在得到德、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帝制自为的支持许诺后，自以为有了帝国主义国家当靠山，同时又得到国内反动势力的效忠，更加紧了进行帝制活动的步伐。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其美国顾问古德诺写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大肆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与君主独裁制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知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⒇接着袁世凯又授意幕僚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建立推动帝制的组织机关。同时袁世凯及其心腹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精心炮制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的假象，为其复辟帝制扫清障碍。然后袁世凯“自己圈定国民代表，在刺刀下监视投票，统一布置推戴电，最后不得不接受‘民意’当皇帝。然而袁世凯接受帝制之日，就是自掘坟墓之时。”（21）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仅皇帝做不成，继续当总统全国人民也不答应，最后众叛亲离，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声中忧惧而死。
综上所述,袁世凯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风行乱世之“治者”，又是倒行逆施之“愚者”。当袁世凯顺应历史潮流，以“治者”之面目出现时，历史幸运地选择了他；当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愚者”面目暴露无遗时，历史无情地抛弃了他，并将他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22）。
注释
⑴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6页。⑵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⑶《袁世凯致李鸿藻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第44页。⑷贝思福：《保华全书》第3卷，上海广学会，1899年，第5页。
⑸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4卷，1898年，第5页。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第60－61页。
⑹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2页。
⑺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第11卷，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6年，第2页。
⑻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日。沈祖宪编：《养寿园奏议辑要》第35卷，项城袁氏宗祠藏刻本，1937年，第2页。
⑼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八日。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第127页。
⑽沈祖宪编：《养寿园奏议辑要》第44卷，项城袁氏宗祠藏刻本，1937年，第10页。
⑾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第16卷，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6年，第6页。
⑿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第8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6页。
⒀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第十五章，中华书局，1984年。
⒁袁世凯：《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737页。
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第117页。
⒄《申报》，1914年4月12日。
⒅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4页。
⒆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三联书店，1957年8月版，第55页。
⒇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1915年9月编译。
（21）周溯源：《北洋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2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手迹之五，人民出版社，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