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凤 杨红梅
2000年9月《史海捡贝》
博物馆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并受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状况，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博物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为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丰富繁荣的社会文化则是博物馆发展的最大动力。纵观世界博物馆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博物馆的起源还是发展，都离不开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任何因素的缺乏，都会阻碍博物馆事业的真正飞跃。
一 博物馆的萌芽和发展是社会状态良性发展的产物。
众所周知，博物馆起源于对珍品的收藏，当这种对珍品的收藏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建立了专门保存珍品的场所以后，就开始有了原始意义的博物馆行为。最原始的博物馆的形成，应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王朝在亚里山大里亚设立的博学园，博学园内有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院，还有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庙，托勒密王朝把积累的珍品存放在缪斯庙中，赋予这些珍品以最崇高的地位，西方的博物馆（museum)一词即来源于此。其时的托勒密王朝，正进入一个全盛时期，其领土共约15万平方公里，除埃及外，还辖有西林尼加，塞浦路斯，巴勒斯坦，色雷斯和爱琴海诸岛，其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在一些部门中取得新的成就，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当时的埃及有东地中海谷仓之称。首都亚里山大里亚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发展，使原始博物馆的出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近代博物馆的诞生则与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与科学的文化精神息息相关。17和 18世纪遍及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反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使地主阶级上层垄断的大量珍品成为国家所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发的生产力的变革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而资产阶级为反封建斗争而倡导的民主思想，人本主义以及用科学知识武装人民的言论深入人心，它不仅敲开了卢浮宫皇家私藏的神秘大门，而且开创了一种科学技术博物馆的全新模式，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
西方博物馆的最大发展高潮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高科技的深入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注重、文化的普及、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都使博物馆事业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这时期的博物馆的发展以博物馆数量的急剧增多、参观人数的稳定增长、各种协会的成立与频繁活动、博物馆各种职能的揉和与发展为主要特色，而这些大发展，都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密不可分。
二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博物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性。
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可以促进博物馆的发展，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不会带来博物馆事业的真正繁荣。
就我国而言，博物馆最初的萌芽并不比西方晚，博物馆来源于珍品的收藏，而我国珍品的收藏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妇好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凤，即是私人收藏的明证，而西周的苑囿，则是原始博物馆的雏形。但是为何我国原始意义上的博物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其间并不缺乏汉唐恢宏，康乾盛世，却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很大一个因素，就在于一种文化氛围的缺乏。我国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儒家思想为主的长时期的封建教育强调一种平和、温顺、内敛的做人风格与原则，从而缺乏西方以个人为主、人人平等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想，教育权始终为少数人所享有。因而，当卢浮宫内的珍宝在更多人的注视下熠熠生辉的时侯，乾隆皇帝却在三希堂内醉心于他的秘藏。
然而中西方的交流毕竟不可遏制。1905年，南通博物苑在张謇的创办下成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标志。但是单纯的文化渴求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兴旺，风雨飘摇的政治、经济状况使南通博物苑步履维艰。这时期的中国，对西方文化和振兴国力的强烈渴望促进了民族博物馆的产生，但也仅仅是产生而已，缺乏政治、经济基础的博物馆，只能是一座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
当然，如果说缺乏政治、经济因素的博物馆是一座空中楼阁的话，那么，缺乏文化基础的博物馆则象一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一哄而上的虚假繁荣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步履蹒跚。如我国1958年受“大跃进 左倾思想的影响，提出要做到“县县有博物馆 、社社有展览室 ”，“工作加倍、观者加番 ”的口号。但这种明显脱离当时文化水平的博物馆运动最终只能使博物馆事业成为当时政治的牺牲品。又如，二战期间的法西斯国家为了进行法西斯教育，鼓动战争狂热，使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成为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场所。然而，为政治服务的博物馆最终仍逃不出政治的硝烟和历史的沉淀，不管是意大利1926年建立的罗马帝国博物馆、1938年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馆，还是纳粹德国建立的祖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都无法以它本来的面貌立足于历史的潮流当中。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复苏，博物馆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1980年至1985年,平均10天全国新建一座博物馆，1984年到达高峰期，平均每2.4天全国就有一座博物馆出现。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已有一千多座博物馆。然而,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博物馆数量的增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博物馆的发展，但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并不仅仅是数量的简单累加，八十年代我国的博物馆在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着重大差异，许多博物馆“门前冷落车马稀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大众文化意识淡薄造成的。八十年代虽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发展，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需要一个日渐积累的过程。因而，要开辟博物馆事业的全新天空，关键还在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全民博物馆意识的广泛增强。
三 世纪之交，大众文化意识的提高为博物馆的繁荣带来真正的契机。
九十年代的中国进入世纪之交，国际大环境带来政治上的持续稳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愈发累累，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提出，以及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客观要求都大大促进了教育文化的发展。大众已不再如八十年代般追逐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把个人的发展放在了首位，政治、经济影响下的大众文化已经逐渐步入一个稳定向上的发展轨道。旅游文化、收藏意识、企业对文物事业的参与、精神消费、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民族化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推动性力量，无疑将会给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带来真正的春天。
1.旅游文化的兴起。九十年代 ，尤其是近年来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众旅游迅速兴起，从而使旅游不再是富有者的专利。特别是国家对旅游业的提倡，以及每年的三个假期，使世纪之交的旅游业在神州大地兴起一股热潮。这正如六、七十年代的西欧，文物博物馆事业与旅游业形成了一种共荣共进的关系，旅游对博物馆的促进有目共睹。
2.收藏意识的增强。”盛世兴收藏 ”，当前的社会正在兴起一股收藏的热浪。无论是拍卖会上的声声槌音，还是文物市场上的熙熙人群，迎面吹来的都是一股文物珍藏的和煦春风。同时，与以往收藏不同的是，当代的收藏已不再局限于私家秘藏，而更多的是大众对文化交流的渴望，私家博物馆的不断涌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3.企业对文物事业的参与。今天，越来越多的机构已经认识到，涉足文物事业对企业的价值之所在，如保利集团在香港市场花巨资收购乾隆錾花铜牛头、猴头、虎头三件文物，北京文物公司以2094万港元买入清乾隆“酱地描金彩镂空六方套瓶”， 使流失在海外的国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国际上赢得良好的口碑。其它如大连万达集团、浙江晓晓集团、南京王朝艺术品公司等亦在文物艺术品市场上冲锋陷阵。这些机构对文物事业的参与，必将为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一条新途径，有利于改变博物馆事业经费不足的现象。
4.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网络的形成促进了信息的全球共享，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接触到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文化，从而引发的对异种文化的渴慕和对本族文化的维护更使博物馆与文化特色密不可分，人们希望了解他人的神秘文化，希望探索不同文化类型间的异同，而文物博物馆则是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最恰当的中介。2000年11月在巴黎举办的“中国文化特展 能够吸引众多法国人的目光，绝非偶然。
因而，不管是旅游还是收藏，是企业参与还是全球共享，这些，必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引发一种大众性的博物馆意识，这种博物馆意识，存在于中央电视台对老山汉墓的发掘直播，存在于对花园庄54号墓的连续报道，存在于或规划或自发形成的文物市场，更存在于南指挥村村民自筹资金建立的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的片片砖瓦之中。
所以，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有机结合，而博物馆事业的繁荣与稳定，则必然需要立足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文化积累，需要一种全社会参与的博物馆意识，需要一个理性的、成熟的民族站在文化的角度上不时回望历史。而这一点，才是推动当前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必要力量。一位伟人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 这正如我们现在的博物馆事业，文博工作者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前，应当机立断，积极行动起来，去努力开创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全新天空。